1974年，我虚岁8岁。当我光着腚正在大街上玩耍时，突然被邻居刘家亮带着几个小伙伴将我拽住，要求我去上学。我一听急了，一路奔逃，跑到一棵杨树后面躲藏起来，被赶来的两个小伙伴逮住，架着我去了学校。

　　赵恒久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一脸懵逼。

　　赵老师和蔼地说：“我给你取个名字，你叫‘刘家宝’。”从这天起，赵老师成为我的启蒙老师。

　　后来，自己一直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俗气，没那么“洋气”，想改一个别的名字，曾试过改名叫“刘家保”，然后写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大学时同学之间写信也用过这个名字。但因为没到派出所正式申请，改名的努力竟然没有成功，后来不了了之。

　　和平村小学就在东沙河东岸，与我家隔河相望。下雪天，走在河道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我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学习的事儿一直挂在心上。一个漆黑的夜晚，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到深夜。我突然想到作业的事儿，感觉没把握。虽然天色已晚，我还是去找旁边的邻居刘家亮同学确认后，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我的考试成绩总能排列班级第一名或第二名，只有李书根和于传安两位同学能跟我竞争。小学三年级期末考试我是第一名，学校给第一名的同学佩戴红花。我胸前戴着大红花一路小跑回到家中，父母亲和兄弟几个正围着饭桌吃早饭呢，我才把红花取下，赶紧坐下吃饭。

　　小学四年级，学区比赛写作文。班主任许正诺老师提出要求，于传安和我两位同学谁书写的字迹工整就选谁。结果于传安的字体工整，他被选上了。这篇作文写的是同学们搬砖修补学校围墙的故事。作文里这样写道：“在班长许西峰、刘家宝的带领下，同学们像小老虎下山一样，你争我抢地运砖，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堵墙就完好如初。”

　　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同学们去村子的花生地里除草，拔的草运回来晒干卖钱助学。考试前的一个夜晚，我和几位小同学没有回家，挑着小油灯学习到深夜，然后就地睡在教室后面的干草堆里。次日早操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冲出教室，同学们这才知道，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小学三年级。同班同学于传伟的哥哥在县城读师范，所以他书包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精致的塑料文具盒。上课的时候，他不停地欣赏摆弄那个文具盒。这时班主任于传文老师愤怒了，他右手指着于传伟，命令我：“刘家宝，你扯耳朵把他揪出去！”

　　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乖乖地照做了。我扯着他的耳朵，把他拎到教室门外罚站。

　　数年后，在村子后的北坝子上，我和于传伟同学不期而遇。他跳下自行车，带着憨实的微笑，嗓门变得浑厚了，我们寒暄聊天。他显然没有记恨我，或者已经忘却了，可这些年我总是忐忑不安，内心里带着十分的愧疚。

　　跟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充满着童趣，也曾遭到父亲一顿暴揍。

　　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一群光腚的孩子们在街头玩耍嬉闹。不知道怎么地，一个按当地辈分我叫她“奶奶”的小女孩——我们习惯叫她的小名“小点点”，突然“哇哇”地哭起来，“小点点”的妈妈当街指责数落我们几个男孩子。

　　那个中午，父亲回到家，不由分说操起鞋底板照我屁股一顿暴打，每打一下，我本能地惨叫一声，足足打了有10来分钟，我的屁股留下青一道、紫一道的印痕。母亲在堂屋切菜做饭，面对着我一声声的惨叫，母亲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

　　数年后，当年的这位“小点点”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大姑娘。令人痛心的是，她因与高高帅帅的男邻居刘召河聊天唠嗑几句，被其媳妇误解骂大街，一气之下，投井自尽。这是后话。

　　每次犯“错误”的时候，我都很自责、惧怕，不敢进堂屋。我躲进厨房，蜷缩在灶台旁的干草堆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母亲抱着我回堂屋里睡觉。

　　夏天的夜晚，乡亲们扯起一张张凉席到东沙河沙滩上乘凉过夜。我们几个熊孩子商量着去村北头的瓜田里偷瓜，被看守的社员发现，大家一哄而逃。家贵大摇大摆地走在大道上，被蹲守在北坝子上的几位村干部短住。问了他几句，事后也没有追究。

　　我家小院里，猪圈旁边是一座碾盘。大哥围绕着碾盘追打二哥，我气不过，抄起一根木棍朝他追去。他跑到大门里，我抡起木棍远远地掷过去，只听“仓啷”一声落在他的脚后跟后边，回头看着地上的棍子，大哥咧嘴笑了。

　　我感冒发烧了。大哥带我去东沙河对岸的和平村诊所打针。双脚踩在东沙河的沙滩上，我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实在挪不动。大哥回头望了我一眼，俯身背起我，朝沙河东岸的诊所走去……

　　回想起乡村里的童年时光，那质朴的风光和人情味都深深地烙在了心里。那时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金黄的麦穗、火红的石榴、翠绿的大枣……这些色彩斑斓的画面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追逐过蝴蝶，捉过青蛙，逮过麻雀，一起欢笑过、悲伤过。那些美好的回忆像是一幅幅珍贵的油画，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