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嘟——”

　　“嘟嘟嘟——”

　　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我记事起，就是村里第一生产队队长。一队主要是刘姓村民。一大早他就要吹着招呼上工的哨子。像田径比赛中“预备——起步——跑！”的三步口令一样，村民们在等着第三遍哨子吹过后，才扛着锄具、撅头齐齐地走出家门，在村里中央的一处大水坑旁边集合，一起走向田间地头。母亲则同几位妇女负责起灶做饭，中午时分，将热乎乎的饭菜送到社员们劳作的场地。给地瓜翻秧，社员们整齐划一往前推进，像一排排齐飞的大雁，谁落后一步都会影响下一个人的操作。

　　在哈尔滨的“山东村”帮工抗活8年后，1957年，奶奶和父亲携带着爷爷的遗骨回到他们日思夜想的和平村。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爷爷的遗骨安葬到村子后面北沙河畔的祖坟老林子，让爷爷入土为安。

　　他们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父亲的婚事。奶奶托媒人说合3里外桥头村的任家姑娘——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第一眼都相中了对方，不久母亲过门嫁到和平村。第二年，大哥出生。

　　父亲一心顾着生产队的工作，自己的小家却是清贫如洗。着急用钱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他习惯去找隔壁当人民教师的侄子（我的叔伯兄）刘家玉借。

　　父亲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米七八上下的个头，大男子主义。母亲和奶奶婆媳关系不好，经常吵架，父亲总是拉偏架偏向奶奶，为此父亲和母亲没少打架。母亲气不过，决意要离家出走出去讨饭。我追到村子后边的北坝子，好说歹说母亲才同意回家。

　　当村干部，经常有得罪人的时候。一次被一个更高个头的社员刘召河殴打，肋骨被打伤，跑去十几里外的柴胡店药铺购买了几副膏药，在家硬躺了好几天。刘召河的母亲提了一篮子鸡蛋上门来看望父亲，赔不是。

　　刘召河，一米八九的个头，不仅个子高，人长得也帅，当过人民教师，属于典型的“高、富、帅”。多年后，他跟一位名叫“小点点”的邻居姑娘闲唠嗑儿，媳妇误认为他们“搞破鞋”，因此骂大街。“小点点”一怒之下，投井自尽。

　　“小点点”一家把她的尸首抬进刘召河的家中，没别的诉求，只要求刘召河披麻戴孝办丧事，让逝者入土为安。刘召河照做了，此事才算平息。

　　改革开放后，刘召河在本地开办了一家酿酒厂，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我因为“小点点”被父亲暴打，刘召河殴打我父亲，“小点点”又因刘召河投井自杀。我们三家相生相杀，是哪辈子造的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