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还没签订，咱们“英明”的校长与汪填海同志就急着甩锅了。

　　5月20日，校长致电陈济棠：“全力“剿Ｇ”，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Ｇ”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Ｇ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

　　校长又在忽悠陈济棠了，陈济棠明里怎么回的不知道，暗地里肯定大骂老蒋不安好心，借刀杀人。

　　5月23日，汪填海在与何ＹＱ、黄郛谈及长城抗战失败原因时，说道“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能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

　　所谓江西军队不能调开，自然指的是那４０万在江西“剿Ｇ”的中央军，后来还有人说在长城战事紧急时，校长还想将拱卫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师调上前线与日军决一死战，公开表示“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

　　但这罪人他是当定了，看校长不能看他说什么，要看他最后做什么，调子起得再高，口号叫得再响，日记中再把自己写得圣人一般，电文中再玩文字游戏，也改变不了世人认清他的真面目。

　　校长很鸡贼，知道后来人会看到他发的电文与写的日记，所以帮他背了两个大黑锅的黄郛被其称之“无能”，“宋ＺＷ、何ＹＱ、陈果夫”成了“党、政、经”之罪人，自己呢？通篇文字里表达着自己忧国忧民，那是什么？那是圣人啊！

　　后来有人说长城抗战时Ｈ军却重演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动赣州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牵制ＫＭＴ中央军北上抗战的悲剧。再度发起全线反攻，于4月3日解放了江西新淦，金谿和金乡，拖住了Ｇ党４０万大军。

　　不知道说这的人的脑回路怎么长的，不是蠢就是坏，他那智商只怕和后来那些看到在苏联核威慑下中央分三套班子疏散到杭州与武汉就叫到：“不是说不怕吗？跑什么的。”的人一样。智商正常的人碰上这种情形只怕都会跑，只有不正常的才傻乎乎的在原地挨原子弹给人一锅端。同理，你ＴＭ都打过来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了，还不准我反抗？你是我爹还是我妈？

　　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说说校长从３０年１１月到３３年１月短短两年就组织了四次围剿，兵力从１０万飙升到６０万？校长说的“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应该解读成“攘内必先安外”。何ＹＱ、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就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ＧＣＤ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ＧＣＤ以可乘之机。”这就是对“攘外安内”的很好注解——对内是铁拳，对外来侵略者是安抚。

　　说这话的人刻意忽略在1933年1月17日，教员、朱Ｄ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宣言说：全中国的民众们！日军侵入华北，造成了士兵和居民的整批被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因为校长、张ＸＬ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ＫＭＴ帮助日本更进一步的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斗争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武装斗争，而校长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

　　（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响应这个号召，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可能这宣言刚出来时，Ｇ粉会说“ＭＤ土Ｇ怕了，妄图以宣言逃避我Ｇ军打击。”。Ｇ军兵败后又说“Ｔ共与日本人勾结，让Ｇ军在长城一线失败。”什么都是Ｇ粉说的。

　　至于汪填海说的“其他军队则不能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是校长不能调兵北上的另一原因。是的，胡汉民的西南党部策应“闽粤桂独立”“西南独立”，并组成“西南联军”打着抗日旗号，北上与张ＸＬ，冯玉祥，宋哲元，方振武等联合“倒蒋”。

　　张ＸＬ？他不是校长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嘛？“倒蒋”怎么还有他？其实早在２月，张ＸＬ就派秘书偷偷前往香港密会胡汉民商量“倒蒋”。

　　3月1日，方振武首先响应号召，在山西介休成立抗日救国军。3月底，闽军援热部队开拨，计划通过湖南北上，不久桂军第24师，粤军独立第4师先后北上。4月12日，蔡廷锴被推为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同时密谋西南与粤，闽，桂独立“反蒋”。一时声势浩大，可后来却因没钱而偃旗息鼓。

　　《塘沽协定》签订后，冯玉祥北上捣鼓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在兔子帮助下吸纳了大量平津周边爱国学生与青年。在冯玉祥的率领下，同盟军一度收复多伦。这触到校长的逆鳞，“这不是和我唱反调吗？”Ｇ府从舆论上大肆造谣诽谤，对同盟军分化瓦解，而且指挥大军逼近张家口准备联合日军绞杀同盟军。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

　　方振武在起事失败后去了香港，最后被特务暗杀。吉鸿昌去天津联系“反蒋抗日”时先被刺杀，后被抓捕秘密处决。

　　果粉都在指责胡汉民等人借“抗日”之名，行“倒蒋”之事，倒没想过校长对非嫡系的军阀等是如何打压，校长还想以抗日为借口，削弱军阀。两方是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

　　为何两广要勾结日本人呢？自３１年胡汉民遭校长囚禁，宁粤第一次分裂，孙科人等在广州成立ＧＭ政府，确立地方“倒蒋”最大实力派西南派的形成。为了“倒蒋”，他们不惜向外寻求日本人的援助。

　　最早是３１年6月下旬，汪填海、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

　　得日方允许，陈友仁于7月26日秘密前往日本开始为期半个月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会见了日本军部和政界多名高官，并对币原提出加深东三省殖民化的条件统统答应，并表示当广州政府成为全国政府后会以合约的方式把这些条款合法化。西南派的真实意图是以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

　　但陈友仁秘密赴日的行踪泄露，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广州方面极被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抵御外辱的呼声，校长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邀请西南派这群“倒蒋”人士赴宁参与南京政府改组，引出了十九路军赴宁驻沪。

　　校长的退让没有让西南派满意，借着“九一八事变”的由头，西南派群起而攻之，笃定要校长下野为先，不然大家就各回各家，自己组织政府玩。校长无奈，在广州和上海的两次ＧＭＤ大会上提出的方案都被西南派否决，粤系表示任何方案的实行都必须以校长下野为前提。校长气得要死，一咬牙，给西南派来了个釜底抽薪，把一个半瘫痪的政府丢给西南派，自己下野回老家去了。

　　孙科接手这烂摊子后束手无策，想寻求汪填海和胡汉民的帮助时，两人是装聋作哑，各种推脱。底下的士兵在闹饷，政府工作人员出走大半，浙沪资本家和银行逼着孙科还债，地方军阀根本不给孙科面子，日本在南京、上海挑事，一桩桩一件件都让孙科是焦头烂额，看到自己实在是玩不转，只好又去把校长请了回来。

　　日本陆军中央部此时提出《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确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ＸＬ及ＧＭＤ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意思是转移国际视线，打倒现在的中国政府，分裂中国建立多个亲日政权。日本人还是很聪明的，希冀一个分裂中国让其慢慢侵吞。

　　淞沪抗战爆发后，孙科政府和西南派的无能让地方实力派和黄埔系纷纷呼吁让校长起复，因为此时在ＫＴＭ集团内部，无论是粤方还是其他派系领袖，都无人能担此重任。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声，西南派为了ＫＴＭ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请校长出来重掌政权。

　　期间，西南派的邓泽如派人秘密向日方通报了西南派关于“广东独立”的计划，拟悄悄脱离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最后这一计划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放弃，因为此时分裂中国必会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坏了西南派的名声外无一点好处。西南派也察觉“抗日”这块招牌才是对付校长的杀手锏。“抗日”成为胡汉民等人联络反蒋势力的重要宣传手段。

　　于是淞沪抗战期间，胡汉民代表西南派与十九路军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其士气，向十九路军保证，“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

　　此次《塘沽协定》签定，西南派也是反对的。他们还反对校长、汪填海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强烈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

　　西南派将抗日与反蒋的两个目标密切地联在一起。胡汉民曾数次公开表示：“假如政府不抵抗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可口号再响也改变不了西南派和校长间的实力差距，于是西南派就一边高喊“抗日”之口号，一边秘密勾结日本人争取军事援助。

　　说到底，西南派“倒蒋”其实就是ＫＭＴ内部争权夺利，而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与西南派一拍即合，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