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长城抗战初期，ＧＪ占据兵力优势并在喜峰口，古北口屡挫敌锋。受挫的日军曾两次试探性与国民政府接触。

　　3月17日，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岩松，根本博在上海与张群联系，并希望军政部次长陈仪到上海谈判，还建议可达成口头协议。3月22日，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也尝试向前线东北军何柱国试探。但此时ＧＭ政府外交部已经向国联提出申诉，ＧＭ政府和东北军当局均希望国联在热河与山海关沦陷后制止日本，还天真地希望能把东北问题也一并解决，所以此时的中国外交部态度非常强硬，对日本的尝试性接触都不予理睬。3月30日，被张学良气走的汪填海回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外交部长。汪填海到任后，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全面“和谈”。校长则专注“剿匪”和两广事态。

　　被ＧＭ政府寄予厚望的美，英等国却在长城战事爆发后，采取消极坐视态度。因为英，美一直默认日本在“满蒙”地区所谓的特殊利益，所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电告美国驻国联观察员，表示：“美国主张不承认满洲国，但反对对日经济或武力制裁”。而英国舆论则公开支持日本。

　　稍稍让英美关心的是日军在4月15日进占秦皇岛，威胁天津与唐山，英美海军陆战队相应在秦皇岛登陆，以示抗议。为避免与英美直接冲突，日本驻华使馆代办中山祥一在4月17日会见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再次提议由第三国安排中日停战谈判。

　　美国佬拒绝了，因为此时美国在华北利益少于英国，而英国又因国内外诸事困扰，并不想深度介入此事，既然英国人都不管了，美国自然也不想出头。所以尽管ＧＭ政府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渠道联系，提出国联应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或武器禁运，但都被英法等国以“一切要等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谈后才能决定”为借口打发了。ＧＭ政府只好派宋子文赴华盛顿，等待三国首脑会谈的结果。

　　宋子文在美期间，也为中日谈判事积极奔走，他找到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项白克，提议由美国调停长城战事，项白克敷衍后向国务院陈述：“英国前些时曾尝试斡旋，不久即宣告放弃，可见对于此事美国也不宜充作调解人”。在联系英美法等国调停无果下，校长只好让汪填海全权负责对日谈判。

　　中方只好单独与日本开始秘密谈判——黄郛，张群，陈仪与根本博在上海会谈。会谈中根本博表示如中方有意求和可与关东军联系，与会的张群同意下来让何应钦与日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联系。

　　南天门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北平军分会决定除继续抵抗外，要尽快外交解决。上海秘密谈判重新开始，根本博在会上陈述了关东军的要求：中国如想停战，必须撤退到密云—平谷—玉田及滦河右岸地区。这条件很苛刻，连何应钦都不敢答应。

　　双方在谈判中无法达成共识，逶迤已久，关东军认为如要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协议则必须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所以准备发动了第三期作战，想以军事打击迫使中国方面屈服。何应钦等人却想着继续拖延，为后方的工事构筑争取时间，故发电报询问校长到底是战是退还是和。而校长却判断错误，认为日军不会继续向南深入。因而在是战是和上继续含糊其辞。何应钦接电后，再次致电校长与汪填海，希望中央明确是战还是和，要战则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对此，校长答复是此时无法全民抗战，只能先在华北谋求缓和。

　　何应钦接到指示后积极在北平寻求与日方接触，可都不理想。特别是国联与美国都希望中方与日方单独接洽，也就是说国联与美国都想置身事外。至此，罗文干寄希望列强能警告日本停止侵略的希望破产。

　　与此同时，日本为将华北“伪满”化，在平津收买旧军阀成立华北傀儡政权的行动随着校长派人刺杀张敬庶，并成功重金“安抚”孙传芳、石友三等人后宣告失败，让日本有了重新谈判的想法，谈判桌外办不到的事，日本准备从谈判桌上拿到手。

　　接着由根本博通知确定中方谈判人选为黄郛，日方谈判代表为日本驻北平助理武官永津。

　　谈判中，永津作为一名中国通不断提出苛刻条件刁难黄郛，让黄郛十分难受，起了让日方换人谈判的想法，可时不我待，汉奸郝鹏的“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在天津发动暴乱，北平也发生了爱国青年赵敬时刺杀日本使馆卫兵事件，引发日本天津驻屯军增兵北平。局势陷入全面失控状态。为避免日军以此为借口，进攻平津。汪填海与何应钦决定尽快结束谈判。而日本方面也怕北平军分会撤离北平，到时谈判停滞，ＧＭ政府来个破罐子破摔，动员全国之力与日本在华北分个高下，一个不好自己就得被“逼”着全面侵华，还是见好就收，尽快结束战事吧。黄郛与永津遂开始拟定停战备忘录。

　　可笑的是罗文干领导的外交部，在黄郛与永津拟定停战备忘录时，才知晓校长等人绕过外交部直接与日本秘密谈判。罗文干因此多次通过刘崇杰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坚持强硬态度。并附上国联代表，驻法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郭泰祺，驻美公使施肇基等人反对意见，但已无法挽回。不久罗文干提出辞职。

　　５月２１日到３１日，在日本军事的强势压迫和黄郛、何应钦一干人等的“努力”下，《塘沽协定》签订，且立即生效。

　　负责谈判的黄郛在３６年病逝了，在“济南惨案”中随校长出逃的他，再次被自己的盟弟背刺。在与日寇谈判“心酸胆裂”的他收到校长两封电报，电报中，校长一方面对其谈判中委曲求全表达了谅解，另一方面却是表示自己在北平与敌决一死战的决心。

　　既有决一死战的勇气又何来黄郛的委曲求全，校长在电报中玩文字游戏，对日妥协的是黄郛，校长可是要战敢战的，黄郛对此表示理解：校长是军事统帅，调门自然是要高高的。可汪填海的一封电报：“除了承认满洲国，割让东三省之条约外，其它条约皆可签应”黄郛从中看出了自己成了校长的替罪羊。

　　果不其然，协议签订后，校长在日记中写下：“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并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馁，不胜惭惶。”——黄郛背了一身骂名，换来的是校长日记中的无能二字。

　　其实黄郛不必心酸，在日记中获校长“无能”评价更厉害的“罪人”二字还有宋子文、何应钦、陈果夫。唉，所以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写在日记上的能是心里话吗？下贱！观校长之日记与其行动，说一套做一套，觉其有精神分裂之感。

　　后来还有人为黄郛翻案的，认为其忍辱负重，为中国抗日争取了宝贵的几年时间。唉，别说到３７年日本和中国国力此消彼长，两者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就说黄郛其人，他曾说：“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呈一时的意气，以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说明其人在对日谈判时本就抱定妥协态度，殊不知此更加激起日本人的贪婪野心。对黄郛，与之谈判的永津是这样评价的：“华北官方对我之态度，无论军政当局，均以不惹事生非勉维现状为主旨，凡百我不苛求，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可谓之对我系妥协态度”，“以后对华任何交涉，无论巨细，与向地方或中共中央交涉，应贯彻一贯的强硬主张，决不可犹豫，虽迁延时日，亦必能获得最后胜利也。”

　　黄郛的软骨头被日方敏锐地察觉到，并顺势与之周旋，让日方在谈判桌上攫取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利益。

　　话虽如此，黄郛却在此次谈判中开创了一种“金蝉脱壳”模式，即将交涉责任，下放给如黄郛所负责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这样的地方机构，由地方机构与日方周旋，ＧＭ政府则隐于幕后指导。这样做对好处，正如黄郛所说：“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之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种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

　　换句话说，由地方机构出面交涉，本身能够缓和日军的侵略；而地方机构交涉权有限，又可保华北主权名义不失。这个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ＧＭ政府一块遮羞布。

　　巧合的是没有外交谈判权限的日本军部，正希望借“地方交涉”之名，来规避外务省对其自由行动的干涉。

　　两者的“一拍即合”让这种诡异的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