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娴君躲进破庙里后，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当阿英告诉她胡公臣的女子师范学校夷为平地时，刘娴君两顿没有吃饭，孩子断奶了，哇哇哭个不停。

　　刘娴君对阿英和宋玉玲说，我一定要走，我必须得走，玉玲负责把孩子交给凌风。

　　玉玲放下手里刚刚挖来的野菜说，我不同意，虽然我不是地下党，但我也是中国人，我不同意你这种冒险，这种无为的牺牲。

　　阿英边哄孩子边说，大小姐说的也是，现在你身子骨那么虚弱，再说了，你走了以后，孩子怎么办？

　　宋玉玲说，就是走，现在也不是时候，一是孩子太小，二是你身子虚弱。再说，孩子虽说是凌风的，但他是无辜的。

　　一提到孩子，刘娴君的心又软了，一直折磨着她下不了决心的也就是这个孩子，可如今面临的也还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刘娴君抱着孩子，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滴。

　　当盘踞在沙河县一百四十二天的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胡公臣才从秋林镇回到了自己家，胡家大院夷为平地，但门前这块耀眼的“女子师范学校”牌子却完好无损地挂在门楼上，刺激着胡公臣。

　　他伫立良久，慢慢转身走开了。

　　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直到解放后，才有人在老君山上看见过他，可他已对尘世无缘，他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什么也不愿提起，每日里伴着清灯，诵读经文，他把自己曾经的一腔爱国热情埋葬在这大山中，洒在这清灯之中。

　　刘娴君从破庙回来后就病倒了，她得知张楣和顾寒中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时悲痛欲绝。她每天希望着，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走出去寻找党，寻找到自己的亲人。可这种希望只能在儿子的哭声中一天天变为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时时萌生出新的希望。

　　她先到田西中学，找到胡公臣的舅舅，想接上自己的组织关系，可胡公臣的舅舅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无论刘娴君怎样解释，胡公臣的舅舅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刘娴君只好到区里找政府，区政府查了档案，根本就没有刘娴君这个名字。刘娴君把自己一生为党的事业呕心呖血，怎样舍身忘死所做的一切事情向人诉说，区政府的人说，要不，你找几个和你有联系的出个证明或出个证言，我们重新为你建个档案。

　　刘娴君想了一个遍，能证明自己是地下党的和自己有联系的如今死的死，走的走，去哪儿找呢？

　　张楣和顾寒中已经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胡公臣也不知去向，阿英在一个清晨也离开了凌统府，宋玉玲留下一封信去寻她的哥哥和她父亲去了，而那个童子石也下落不明。

　　刘娴君彻底绝望了。

　　她一次次地从区政府走向省政府，又从省政府走回区政府，可她最终也没有和组织联系上，也始终没能找到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

　　刘娴君再度回到沙河县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她拉着儿子走在宋明街上，走在沙河县的巷巷道道，她逢人便讲，我是为了革命才嫁给他凌风的，你知道吗？一九三七年我都是地下党员……我要找党，你见党了吗？

　　不懂事的儿子一见母亲开口讲话，就把手中的碗伸过去，可沙河县的人每每瞧见这母子俩，都捂着鼻子远远地离着。

　　作者说（女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