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我的视角来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长城抗战史，或许你就能理解，为何人们都说《大刀进行曲》虽是由麦新创作，但真正的谱写者却是二十九军；也能明白这首歌曲为何能成为抗战时期的战歌。

　　我叫赵登禹，字舜诚，出生于SD省HZ市杜庄乡赵楼村。齐鲁大地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我，自幼我便立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七岁那年，我进入私塾学习，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仅仅两年之后我便不得不辍学。我的父亲崇尚武术，在我十三岁时，他就让我拜名师学习武艺，这为我奠定了坚实的武学根基。对于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以及刀、枪、剑、戟等兵器，我都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擅长空手夺刀和赤手夺枪。在这里，我学到的不仅是武艺，更是习武之人应有的嫉恶如仇精神。

　　就在此时，中华大地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并派遣军队前往青岛。他们向袁世凯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将SD省黄河以南的地区划为中立区，以便日军行军。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而当事国却要袖手旁观，甚至还得为他们提供帮助。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丧权辱国条件，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竟然答应了！

　　从此之后，日本在齐鲁大地上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中华的主权遭到践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让我痛心疾首。

　　其实，早在 1905年，日本就强行霸占了我国的旅顺和大连，那时的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屈辱地忍受着这种欺凌。

　　如今日本再次强占青岛，而我们的民国政府却依然选择了卑躬屈膝，无动于衷。眼看着中华国土逐渐沦陷，危机四伏，那些可恶的小鬼子简直就是欺人太甚！我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啊！要知道，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我们怎么能就这样拱手让给他们呢？于是，1914年春，年仅16岁的我，毅然决定与兄长赵登尧以及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跋山涉水，长途跋涉1800多里，最终抵达陕西潼关，投身到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第16混成旅中当兵。尽管在西北军中，生活条件非常艰难，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发饷了，但每当我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苦难，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好在我的武术功底还不错，因此很快就在西北军中崭露头角，并被冯玉祥将军选中成为他的贴身侍卫。

　　1919年春夏之交，我所率领的部队正在湖南常德驻防，当时我们的驻地包括城北的德山以及石板滩一带。这里时常听闻有老虎出没，而且还会伤人、伤家畜。

　　记得有一次，我和战友们在德山进行野外作战训练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大家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士兵们和山上的居民一起追赶并攻击这只老虎。我更是毫不犹豫地冲在了最前面，连续开枪射击，每一颗子弹都准确地击中了老虎的要害部位。最终，这只老虎逃窜到了江水中。

　　随后，士兵们齐心协力将老虎从江中拖上岸来，并送往了冯玉祥的住所。他看到这只被打死的老虎后，显得十分高兴。

　　事情过后，冯玉祥特别邀请了城里的照相馆工作人员前来，为我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骑在老虎背上，挥舞着拳头，英姿飒爽。由于这次孤身打死老虎的壮举，我被人们誉为现代版的武松——“打虎将军”。从此之后，我的仕途一帆风顺，职位不断攀升。

　　尽管我的官职越来越高，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山河！无论何时何地，这个信念都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

　　我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大败，被国军政府收编，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可此时我们却面临一个问题，十九军成立之初，并不受国军政府待的见，军械太杂，没有统一制式的刺刀，我们便锻造了大刀，作为我们的近战武器。

　　此后日本在华夏大频繁地制造事端，我明白他们是害怕华夏统一后，对他们造成威胁。

　　我预感中日之间迟早爆发大战，日本野蛮的步步紧逼。

　　泱泱中华怀有救国之心热血人士，不可能一直忍让。

　　果然日本先沉不住气了。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东三省是哪国的领土？中国的军人是干什么的？东三省被鬼子占据去了中国的军人该怎么办？

　　此时的我们应该是站在抗日前线的，可政府的命令却是避免冲突，不予抵抗，鬼子嘲笑我们说他们能闭着眼睛跟我们作战。

　　老百姓骂我们无耻不抗日，内心的委屈屈辱憋屈交织在一起，我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我也深知凭我一人无法左右时局，唯有苦练本事，择机与日寇决一死战。

　　此时日本陆军被称为轻步兵的巅峰，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他们的拼刺刀技术，每当中国军队跟他们近身肉搏总会落入下风，为了破局，我们专门研究了克制日军刺刀技术的破风八刀，苦练大刀刀法，期待有一天能扛着大刀朝鬼子头上砍去。东三省东三省相继沦陷后，日寇不再满足关外的势力范围，意图跨过长城，将战火烧到关內。

　　中华危亡到了有进无退，死而后已，各地军队奔赴长城一线誓死抗敌，我也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前往长城喜峰口。

　　我知道为中国人争气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中国人的威风，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我们日夜兼程前往喜峰口，我们初上战场就跟鬼子展开遭遇战，鬼子步坦协同并调飞机大炮助阵，我们凭热血之躯据险死守，寸土不让，奈何鬼子火力强劲，我军损失惨重，我深知日军的炮火优势巨大，被动防守为下策，趁其不备，主动进攻方为上策，于是决定对鬼子发起夜袭。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亲率五百名大刀队成员组成敢死队，誓死要将日寇驱离长城，誓死要将日寇驱离长城。

　　夕阳黄昏，热血男儿磨刀霍霍杀外敌保家国。

　　夜黑风高，我率领大刀队前往日寇据点，鬼子来不及反应，便被分尸荒野。

　　很快鬼子发起疯狂反扑，大刀队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那天我们放不下手中刀，狠杀不尽仇人头，那一夜，我们怀着国仇家恨，打的酣畅淋漓，我们凭中华之大刀碰日寇之利刃或砍下其头颅或伤其身体。神兵天将降，给予鬼子重创。

　　成就喜峰口大捷，日本称此战为明治造兵以来，从未有之侮辱。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唯有我痛心不已，五百健儿出征二十三人归，而我们拼尽全力誓死抗争的结果却是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作为军人我感到羞耻，作为将领我对死亡的将士感到愧疚，我将喜峰口大胜后授予我的勋章，交由母亲代为保管，每次带它诵经念佛，一来弥补我内心对将士的亏欠，二来超度阵亡将士的在天之灵。虽然此战未将日寇驱逐出境，但多少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短期不敢再踏入关内，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不会认人压迫，也让他们明白了华夏儿女宁死不做亡国奴。

　　我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第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7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的我，率部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

　　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南苑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日军伏击，我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胸部中弹牺牲，时年39岁。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河沿大街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